中国近代书刊印刷的发展

众所周知，书刊印刷是书刊出版的基础，与书刊出版密不可分，受到书刊出版的促使和制约。而近代书刊的出版又与近代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近代书刊印刷 随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繁荣而繁荣。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 ， 致力于传教书刊出版的西方传教士难以进入大陆进行以出版方式为主的传教活动。他们徘徊 于南洋一带的滨榔屿、马六甲等地，时而进入香港、澳门和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因此初始阶段的近代书刊印刷均出自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而且发展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于19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于1843年起开 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至此，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撤底破产， 西方传教士遂从南洋一带陆续迁到上述地区。例如，近代上海两个较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墨海 书馆和美华书馆，就分别由马六甲、巴达维亚和澳门经宁波迁至上海。近代出版与印刷基地 也随之北上。开始了以西方列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宗教、文化入侵，以及中华民族中的 先进分子忧国忧民、顽强抗争为背景的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大融合的发展过程。而近代书 刊印刷于此作出了卓越贡献，自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期间，文化侵略的需要，工艺技 术的演进，西书汉译的兴起，新教科书的滥觞，政治运动的推动，商业资本的投入，殊途同归，导演了这场中华大地波澜壮阔而又史无前例的中西文化大融合和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 画卷。书刊印刷也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

(一) 文化侵略的需要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船坚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赤裸裸地武装侵略使中国迅即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境地。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着自己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体系，要控制中国，单凭武装侵略显然是不够的。西方侵略者清楚地意 识到，要征服中国，武装侵占的同时，必需配以文化的渗透。而出版书刊(还有报纸)则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选择。正如美国传教士韦廉臣所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 版物。……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一些西方传教士，对在中国开医院、办学校，难以收到更快、更大的效果感到焦急，于是便集精力于书刊出版，企图以出版书刊为手段，来改变中国人的灵魂，征服中国传统文化中 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可见，出版书刊乃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正是出于 这种需要，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才潮水般的涌入中国。他们以上海为中心，深入全国各地，到处印刷出版以传教为主的各种报纸和书刊。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 ，加快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次以西学东渐为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大融合，与汉代开始的佛教的传入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佛教的传入是一次输出与输入双方平等而自然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强制进行的。这是由这次文化输入的侵略性所决定的。全国各地屡屡发生的教案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本书源头篇，对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社会需求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近 代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也不例外。所异者，前者呈现地是漫长而自然的演变过程；而后者，中国社会因对比其传统印刷更为先进的近代印刷知之甚少，起初还没有表现出对它的兴趣和要求，近代印刷的传入和发展完全是因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急迫而强制进行的。急迫和强制势必加速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传入和演进过程。

(二) 工艺技术的演进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需要印刷中文书刊，这离不开印刷技术和设备材料的支持。而当时的印刷技术和设备，由西方原封不动的传来，并不适合于中文印刷。特别是印刷书刊的主力铅印，需要数以万计的中文铅字。这数以万计、笔画繁杂的铅活字的制作，成了当时近代书刊印刷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西方各国虽纷纷而急迫地研制，一时也难以成就。从而制约了近代书刊印刷的发展。出现了石印书刊领先于铅印书刊的局面。

为解决铅活字制作这一难题，西方各国都曾采取从中国购买木刻版、以木刻版作母型浇铸铅版，再锯成铅活字的办法。然此法费工费时，远远满足不了当时社会对铅活字的大量需求。遂有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采用钢冲压技术制作中文字模之发明。然铅活字制作技术难题的解决，直到1859-1860年间姜别利牧师在美华书馆发明电解法铸造中文字模才得以完成。此后，手摇铸字机、自动铸字机、铸排机等铸字机械的传入和发展，使得制作中文铅活字的难题得以彻底解决。泥版、纸型铅版技术设备的传入，平台、轮转乃至高速 轮转印刷机械的传入，更使铅活字印刷如虎添翼，书刊印刷遂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和普及 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