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汉译，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也为中国有识之士救国图强;所必须。在动荡变革中的近代，被侵略与侵略的中西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急切地求助于西书汉译，西书汉译的兴起和发展则势在必然。

书籍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工具，为所有传教士所重视。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等都曾从事过西书汉译的活动。鸦片战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由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也随之出现。这就大大加快了传教士西书汉译的步伐。但 教会和传教士所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主要用来翻译宗教书籍。据统计，从1853年到1897年 ，传教士翻译书籍中属于自然科学的不过68种，平均每年不足1.5种；而宗教书籍，仅1894 年一年就发行近百万册。况且，传教士翻译自然科学书籍是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一般都很 浅陋，质量不佳。李瑞良《近代出版工作的过渡性和开拓性》，《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 集》12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而真正重视西书汉译的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中寻求救国图强的有识之士。民族英雄林则徐和被誉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首开其 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之时，为了解和掌握敌情，作到知已知彼，曾组织翻译西方报刊。魏 源则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在《筹海篇》中提出了在广东设立译馆的设想，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先声，西书汉译之端倪。

1862年，清政府迫于外交上的需要，在北京创设了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教学内容偏重于对译书能力的训练。在馆学生和教习均着意于译书。在此教学宗旨指 导下，短短几年中即翻译西书20余种。此后，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和带动下，李鸿章、曾国 藩、左宗堂、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又先后在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地设立了广方言馆( 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州 船政学堂、武汉自学堂等翻译 机构多家。其中，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成就最着。据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多年的 傅兰雅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该馆于1871至1880年间，共翻译出版图书98 部、235本。截至1879年底，销售额多达31111部、83454册。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国人西书汉译已初具规模，为西书汉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观近代的西书汉译，在1895年甲什战争之前，多为洋务派组织翻译的科学技术书籍。据统 计，1895年之前已多达354种。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外，一些国人民办 翻译出版机构也纷纷建立，大大加快了西书汉译前进的步伐。

甲什战败，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的道理，遂产生改革 政治、变法图强的主张和行动。西书汉译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量西方哲学等社会科学 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西书汉译图书中法政等社会科学书籍成为主流。对此，康有为、梁启超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创建了一些译书局，从事西书汉译及出版活动。

改良派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以1895年创办的;强学书局;为最早，随后又有译书公会、大同 译书局、东亚译书局、浙江译书局、杭州合众译书局、新民译书局等相继建立。改良派建立 这些译书机构的原因在于原洋务派建立的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所译 西 书，皆;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故改良派译 书机构建立后，即刻着意于将严复、章太炎、曾广诠等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图17- 2)、《群学肄言》、《斯宾塞尔文集》等有关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印刷出版发 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内，还出 现 了一些将以往翻译出版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辑录出版的;西学丛书;。譬如1895年孙延翰辑录 的《西学丛书》，1896年富强斋主人辑录的《西学富强丛书》，1897年梁启超辑录的《西政 丛书》，1899年汤寿编辑的《质学丛书》，1899年邹凌元编辑的《通学斋丛书》，1903年 梁启超辑录的《新学大丛书》等十余种。参见陈东《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特色初探》，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学术讨论会文集 》129-138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

图17-2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

对西书的翻译，既要精通西文，又要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类的专门知识，不然翻译 工作难以进行。而客观上当时中国精通西文和通晓这些专门知识的人才极度缺乏。这给西书汉译活动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幸好，二十世纪初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1906年多达万人) 归国，将大批西学书籍转由日文译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翻译便利，大大推动了西书汉 译活动的发展。同时，留学日本的学子还仿照日本，开始创办新型期刊杂志。《译书汇编》 、《游学译编》、《大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型杂志陆续在日本和中国出版。其中，《译书汇编》专载留学生翻译的书籍。这些新生的新型杂志，从版式设计、编辑 形式，到装订式样，均脱离原有报刊旧制，开中国新型期刊之先河。

综上所述，近代西书汉译，开中国近代书刊印刷之先，对近代书刊印刷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