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书刊印刷是书刊出版的基础，与书刊出版密不可分，受到书刊出版的促使和制约。而近代书刊的出版又与近代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近代书刊印刷 随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繁荣而繁荣。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 ， 致力于传教书刊出版的西方传教士难以进入大陆进行以出版方式为主的传教活动。他们徘徊 于南洋一带的滨榔屿、马六甲等地，时而进入香港、澳门和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因此初始阶段的近代书刊印刷均出自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而且发展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于19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于1843年起开 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至此，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撤底破产， 西方传教士遂从南洋一带陆续迁到上述地区。例如，近代上海两个较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墨海 书馆和美华书馆，就分别由马六甲、巴达维亚和澳门经宁波迁至上海。近代出版与印刷基地 也随之北上。开始了以西方列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宗教、文化入侵，以及中华民族中的 先进分子忧国忧民、顽强抗争为背景的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大融合的发展过程。而近代书 刊印刷于此作出了卓越贡献，自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期间，文化侵略的需要，工艺技 术的演进，西书汉译的兴起，新教科书的滥觞，政治运动的推动，商业资本的投入，殊途同归，导演了这场中华大地波澜壮阔而又史无前例的中西文化大融合和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 画卷。书刊印刷也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

(一) 文化侵略的需要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船坚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赤裸裸地武装侵略使中国迅即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境地。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着自己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体系，要控制中国，单凭武装侵略显然是不够的。西方侵略者清楚地意 识到，要征服中国，武装侵占的同时，必需配以文化的渗透。而出版书刊(还有报纸)则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选择。正如美国传教士韦廉臣所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 版物。……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一些西方传教士，对在中国开医院、办学校，难以收到更快、更大的效果感到焦急，于是便集精力于书刊出版，企图以出版书刊为手段，来改变中国人的灵魂，征服中国传统文化中 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可见，出版书刊乃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正是出于 这种需要，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才潮水般的涌入中国。他们以上海为中心，深入全国各地，到处印刷出版以传教为主的各种报纸和书刊。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 ，加快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次以西学东渐为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大融合，与汉代开始的佛教的传入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佛教的传入是一次输出与输入双方平等而自然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强制进行的。这是由这次文化输入的侵略性所决定的。全国各地屡屡发生的教案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本书源头篇，对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社会需求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近 代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也不例外。所异者，前者呈现地是漫长而自然的演变过程；而后者，中国社会因对比其传统印刷更为先进的近代印刷知之甚少，起初还没有表现出对它的兴趣和要求，近代印刷的传入和发展完全是因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急迫而强制进行的。急迫和强制势必加速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传入和演进过程。

(二) 工艺技术的演进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需要印刷中文书刊，这离不开印刷技术和设备材料的支持。而当时的印刷技术和设备，由西方原封不动的传来，并不适合于中文印刷。特别是印刷书刊的主力铅印，需要数以万计的中文铅字。这数以万计、笔画繁杂的铅活字的制作，成了当时近代书刊印刷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西方各国虽纷纷而急迫地研制，一时也难以成就。从而制约了近代书刊印刷的发展。出现了石印书刊领先于铅印书刊的局面。

为解决铅活字制作这一难题，西方各国都曾采取从中国购买木刻版、以木刻版作母型浇铸铅版，再锯成铅活字的办法。然此法费工费时，远远满足不了当时社会对铅活字的大量需求。遂有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采用钢冲压技术制作中文字模之发明。然铅活字制作技术难题的解决，直到1859-1860年间姜别利牧师在美华书馆发明电解法铸造中文字模才得以完成。此后，手摇铸字机、自动铸字机、铸排机等铸字机械的传入和发展，使得制作中文铅活字的难题得以彻底解决。泥版、纸型铅版技术设备的传入，平台、轮转乃至高速 轮转印刷机械的传入，更使铅活字印刷如虎添翼，书刊印刷遂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和普及 开来。

(三) 西书汉译的兴起

西书汉译，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也为中国有识之士救国图强;所必须。在动荡变革中的近代，被侵略与侵略的中西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急切地求助于西书汉译，西书汉译的兴起和发展则势在必然。

书籍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工具，为所有传教士所重视。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马 礼逊、裨治文等都曾从事过西书汉译的活动。鸦片战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由教会 或传教士个人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也随之出现。这就大大加快了传教士西书汉译的步伐。但 教会和传教士所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主要用来翻译宗教书籍。据统计，从1853年到1897年 ，传教士翻译书籍中属于自然科学的不过68种，平均每年不足1.5种；而宗教书籍，仅1894 年一年就发行近百万册。况且，传教士翻译自然科学书籍是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一般都很 浅陋，质量不佳。李瑞良《近代出版工作的过渡性和开拓性》，《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 集》12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而真正重视西书汉译的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中寻求救国图强的有识之士。民族英雄林则徐和被誉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首开其 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之时，为了解和掌握敌情，作到知已知彼，曾组织翻译西方报刊。魏 源则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在《筹海篇》中提出了 在广东设立译馆的设想，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先声，西书汉译之端倪。

1862年，清政府迫于外交上的需要，在北京创设了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教学内容偏重于对译书能力的训练。在馆学生和教习均着意于译书。在此教学宗旨指 导下，短短几年中即翻译西书20余种。此后，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和带动下，李鸿章、曾国 藩、左宗堂、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又先后在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地设立了广方言馆( 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州 船政学堂、武汉自学堂等翻译 机构多家。其中，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成就最着。据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多年的 傅兰雅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该馆于1871至1880年间，共翻译出版图书98 部、235本。截至1879年底，销售额多达31111部、83454册。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国人西书汉译已初具规模，为西书汉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观近代的西书汉译，在1895年甲什战争之前，多为洋务派组织翻译的科学技术书籍。据统 计，1895年之前已多达354种。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外，一些国人民办 翻译出版机构也纷纷建立，大大加快了西书汉译前进的步伐。

甲什战败，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的道理，遂产生改革 政治、变法图强的主张和行动。西书汉译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量西方哲学等社会科学 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西书汉译图书中法政等社会科学书籍成为主流。对此，康有为、梁启超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创建了一些译书局，从事西书汉译及出版活动。

改良派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以1895年创办的;强学书局;为最早，随后又有译书公会、大同 译书局、东亚译书局、浙江译书局、杭州合众译书局、新民译书局等相继建立。改良派建立 这些译书机构的原因在于原洋务派建立的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所译 西 书，皆;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故改良派译 书机构建立后，即刻着意于将严复、章太炎、曾广诠等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图17- 2)、《群学肄言》、《斯宾塞尔文集》等有关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印刷出版发 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内，还出 现 了一些将以往翻译出版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辑录出版的;西学丛书;。譬如1895年孙延翰辑录 的《西学丛书》，1896年富强斋主人辑录的《西学富强丛书》，1897年梁启超辑录的《西政 丛书》，1899年汤寿编辑的《质学丛书》，1899年邹凌元编辑的《通学斋丛书》，1903年 梁启超辑录的《新学大丛书》等十余种。参见陈东《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特色初探》，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学术讨论会文集 》129-138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

图17-2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

对西书的翻译，既要精通西文，又要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类的专门知识，不然翻译 工作难以进行。而客观上当时中国精通西文和通晓这些专门知识的人才极度缺乏。这给西书汉译活动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幸好，二十世纪初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1906年多达万人) 归国，将大批西学书籍转由日文译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翻译便利，大大推动了西书汉 译活动的发展。同时，留学日本的学子还仿照日本，开始创办新型期刊杂志。《译书汇编》 、《游学译编》、《大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型杂志陆续在日本和中国出版。其中，《译书汇编》专载留学生翻译的书籍。这些新生的新型杂志，从版式设计、编辑 形式，到装订式样，均脱离原有报刊旧制，开中国新型期刊之先河。

综上所述，近代西书汉译，开中国近代书刊印刷之先，对近代书刊印刷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四) 新教科书的滥觞

在中国近代书刊印刷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教学用书印量至巨，新式学校的建 立和教学用书的更新，对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和印刷提出了相当急迫地需求，这从一个侧面大 大推动了近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

前已述及，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一直采用私塾方式教学。所用教材，皆《三字经》、《百家 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幼学杂字》、《女二十四孝图说》以及 《四书》、《五经》之类的内容陈旧的书籍。在西学东渐的年代，这些知识面窄的图书显 然不适宜新形势下教学用书的需要。新型教科书的兴起和普及因此而提上了日程。

新式教科书的滥觞，肇始于对西方教科书的翻译和出版。之后，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文言文的教科书，到采用白话文的教科书；从初始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自 成体系、完善、适于教学的教科书。发展是急速的。这要归功于当时因教科书印量大所导致 的巨额利润而引起的各出版商的激烈竞争。这种激烈竞争导致加速发展和进步的机制，为今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所借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起初，出于传教的需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附设了一些西式学堂，引入了西方教学用的教科书。之后，于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翻译过代数、化学、格致之类的书籍。

这些书籍曾被一些学堂作为课本使用。再后，外国传教士和国人开始致力于新教科书的编写 。到俞复、丁宝书等于1902年创办文明书局并出版《蒙学读本》等教科书，中国的新式教科 书已日趋完善。文明书局对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图17-3)。

此后，一为新式教科书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二为印数巨大利润可观，在编写与出版新式 教科书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企业展开了激烈的 竞争。其中主要是实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竞争。为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各家均 不惜重金网罗人才，以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开始时由蔡元培规划， 继有张元济接踵其事。参加编写的有如商梦旦、蒋维乔、吴研因、冯友兰等多人，皆学识渊 博之士。中华书局等亦然。使得近代教科书迅即完善、成熟。同时，为提高印刷质量，各家 竞相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求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围绕新式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方面的竞争，始终在异常激烈地进行着。无疑，这给近 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以巨大地推动，成为近代书刊印刷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征。为近代书刊 印刷业地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7-3　近代早期的教科书封面字样

(五) 政治运动的推动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近代所占有的时间是短暂的。然而，在这样一段短暂时间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和凌辱却是史无前例的。野蛮的侵略，肆无忌惮的掠夺，以传教为主的文化 渗透和奴化教育，惊醒了沉睡的巨龙，激荡着中华儿女的心灵。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中华志士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从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为救国图强，各 种思潮频频袭来，满清王朝编织的罗网一个个相继被冲破，文禁大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西方传教士和太平天国，各种思潮、各派势力，无不看重书刊 出版，利用和通过出版书刊(当然还有报纸)进行激烈的辩论和角逐，以求在宣传、介绍自己 的观点和主张中取胜对方，进而实现中国的政治变革。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的书籍文化空前繁荣，书籍的编纂领域不断扩大，近代的书刊印刷也随之迅速地发展起来。

1.洋务运动时期的书刊印刷

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救国图存为宗旨，被誉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提出了师夷制夷的主张，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先声。此后，以李鸿章、左宗棠 、张之洞、曾国藩等清政府要员为首的洋务派，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诸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以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活动。其中在文教方面，自1862年起，陆续建立了一些 诸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州船政学堂之类的西书汉译和印刷出版机构。这些翻译印刷出版机构，在师夷之长技思想指导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图书 ，对中国近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书刊印刷呈现着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书刊印刷以洋务派为主，官方、教会和民间同时并存；二是官方和民间翻译印刷书籍以西方科技图书居多，教会和传教士印刷的图书则主要是传教用的宗教图书，间有一些介绍西方医学的书籍； 三是西书汉译多由外国人承担，或由外国人同中国人合作完成，其方法：先由西方人(主要 是传教士);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这是由当时华人较少懂西文西语 且对西方新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尚不熟悉所造成的必然现象。

2.戊戌变法时期的书刊印刷

1895年中日甲什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国的民族危机益发严重。为救国图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维新派随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维新派看来，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西方书籍;皆其形下之粗，而非命脉之所在。关于命脉之所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着如下一 段叙述：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 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其所未睹也。还顾室 中，则皆沉墨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 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致用 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133页陈东先生文，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

可见，在维新派看来，洋务派在救国图存之路上未能把握命脉，这个命脉就是改革旧政治 ，要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维新派要改革旧政治，也很看重向西方学习，主张翻译 西方书籍。但维新派翻译西书以事关政治者为主，主要翻译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在 近代书刊出版内容上是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从《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二书书 目中反映的清清楚楚。徐维则编纂的《东西学书录》收录的1896-1898年图书中，工艺、兵 制和自然科学各门类占出版图书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三；诸宗元、顾燮光于1904年合编的 《译书经眼录》，兵法、工艺和自然科学各门类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而社会科学 图书却 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一点五。与此同时，国人自着的一些诸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新学伪 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以及小说之类的图书也陆续出版。尤其是小 说 类图书的出版，得到当时维新派和众多出版者以及广大读者的赞同和支持。维新派首领梁启 超曾撰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 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 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的主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小 说的出版得到了迅速的繁荣。

从上述不难看出，在戊戌变法前后短短几年的时间，近代书刊出版得到迅速的发展。西书 汉译除自然科学图书外，社会科学图书的出版一跃而占据主流地位，国人自着、尤其是近代 小说之类书籍的繁荣，对当时印刷出版来说，犹如锦上添花，使近代书刊的印刷与出版又跨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大前进了一步。

3.辛亥革命时期的书刊印刷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时，中 华儿女为救国图存所发起的又一次规模宏大的革命斗争。这次斗争与以往洋务运动、戊戌变 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中国民众开始觉醒并认识到要救国图强就必须推翻封建腐朽的满清 政府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非常重视政治宣传读物的宣传鼓动作用。曾大量翻译印刷宣传推翻满 清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的书籍和刊物。这些书籍和刊物起初在国外或香港、上海租界印刷。后来逐渐移至国内印刷。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种宣传读物印刷多达 约130种。对当时近代书刊印刷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以邹容着《革命军》(图17-4 )和陈天华着《猛回头》为例；前者内容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印数多达110 多万册；后者以民间弹词为体裁，宣传反满爱国思想，销至国内外，印销量可想而知。革命 派印刷出版宣传革命的书刊，维护封建专制的顽固派甚至改良派势必印刷与出版反对这场革 命的书刊，双方利用报刊书籍展开论战，都离不开书刊的出版与印刷。辛亥革命时期又赋予 近代书刊印刷以新的内容，进一步推动着近代书刊印刷的发展。

4.五四运动时期的书刊印刷

五四运动被称作新文化运动。从文化角度讲，它主要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向封建 思想文化和旧的传统观念猛烈抨击、进行文学革命的运动。既然是文化运动，自然离不开印 刷与出版这个进行文化宣传与论争的有利武器，近代书刊印刷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譬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出版界人士明确地 提出了反对封建的、贵族的文字，建设自由的、平民式的文字。这就使得印刷出版的书刊更 加贴近平民阶层，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新型教科书和一些新文化启蒙读物也因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至于通过报刊和书籍进行的新旧文化思想的论争，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以《新青年》(图17-5)为一方和以《东方杂志》为另一方进行的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 ，使出版界的注意力开始向文化领域的深层次发展。这种种因素组成的合力，直接推动着近代书刊印刷持续又不间断地向前迈进。

图17-4　邹容着《革命军》 图17-5　《新青年》

(六) 商业资本的投入

在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和发展过程中，随着西学东渐和本篇已经阐述的各种政治、经济、文 化因素的促使下，中国近代印刷业出现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吸引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 人及其资本的投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的《申报》馆了。

前已述及，英商美查来中国经商，始作洋布和茶叶生意，因经营不善而无利可图，遂欲改弦 更张，另谋它业。当时见报业兴隆，便同他的朋友伍毕特(C·Wood Word)、普莱亚((W·B· Pryer)、麦基洛(J·Mackllap)集资白银1600两，购买了铅字及印刷设备、办起了声名显赫 的《申报》馆(图17-6)。美查创办的《申报》馆，除《申报》外，还印刷了《申报馆聚珍版 丛书》。丛书分正、续、余三集，收书多达二百种。

图17-6　《申报》馆外景

除《申报》馆外，美查还创办了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图书集成局。印刷了诸如《古 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皇朝政典类纂》、《皇朝文献通考》、《通志》、《皇朝 经世文续编》等大部头巨著，以及《历代陵寝备考》、《台湾外纪》、《新刻三宝太监西洋 通俗演义》、《荟蕞编》、《东华续录》、《日本国志》以及获利颇丰的《康熙字典》等多 种图书。

美查所办的上海图书集成局，地处上海热河路，占地数十亩，规模宏大。著名画家吴友如于 《申江胜景图》中曾绘其外景，并缀以诗云：

秋宵澄碧纤云散，万丈芒寒烛霄汉；

丰城剑气今已沉，何物灵奇吐江岸?

城北楼阁挺峥嵘，中贮图书号《集成》；

彩帙丹函抽秘府，金泥玉简夸神京；

在昔吾朝崇典册，搜奇直遣龙威辟；

州别部居朱墨萦，硕彦宏儒寒暑易；

厘成万卷纷不同，包罗万有殊难穷；

但教开卷益自在，便能染指儒称通；

惜哉局??珍天禄，措大何由思寓目!

偶沾湛露到公卿，未许馈贫及??屋；

尊闻主人研桑徒，居奇不吝朱是沽；

勘罢丹黄充俭腹，付诸铅??流通衢。

君不闻

仓颉作书鬼夜哭，神禹铸鼎魅潜伏；

会见此书不日成，青藜高烛夔魅逐。

此诗原载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注，转引自张志强《江苏图书印刷 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英商美查及其创办的申报馆、点石斋石印书局、申昌书局和集成图书局，在近代书刊印刷乃 至近代中国印刷业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商业资本的投入，除美查外，还有一些外商在中国创办印刷机构，从业中国的近代印刷。譬 如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乐善堂书局、修文堂等。而真正促成中国近代书刊印刷乃至近代印刷 业崛起的中坚力量，是中国民办印刷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 、 大东书局……等为数众多的民办印刷企业，使中国近代印刷业得以迅速崛起，开创了中国印 刷史上的一个新纪元。